我摇了摇：“没见过。”

这老东西总是这样其不意地考验我。我只好颤颤巍巍地回答：“就算好奇，我也不敢多问。万一问错了什么，你又怀疑我怎么办？”

“对了，”老刑警说，“赵德昌，这人你认识吗？”

“3月11号你了什么，嗯？”这话老刑警已经问了八百遍了，我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回答，越来越不明白他的意图。但这老东西，真有两下。我越是重复那谎言，越是把那些心编撰的情节说，心里就越是堵得慌，越想跪到地上，和假黄他们哥几个凑在一块儿，嚎啕大哭：“你们脆把我抓走吧！都是我的，行了吧！”

老刑警还是那副冷笑的，一脸不信的模样，我怀疑这是他的日常表情，他面无表情的时候就长这副鬼样，而不是针对我的。毕竟他实在是拿不到我的什么把柄，去我家里搜了几次，全是内袜一类的破烂，别的什么也找不到。也是，我那把心的寡妇刀被杨坤拿走了，连带着他原有的那把锃亮的格洛克手枪，他们一同从我的边消失不见了。

我张大了嘴，能吞下一颗大鸭：“胡说的吧。黄我是见过，但关系不错完全谈不上，一共就没说过几次话。人家是谁，我是谁啊。”

我定地摇：“真没见过

“普通同事。黄和梁辉是四爷的人，我就一普通打工的，我们分工不一样。”

是肖东死的那天，我从他家里偷来的衣服。

我最后一次被老刑警审问的时候，是在院以后了。那次被安排在了老刑警的主场，他把我叫到了警局里。我把电瓶车停在了路边，和门卫说明了来意，登记了我的姓名，昂首地走了去。一路上，穿着警服的家伙们在我前走来走去，还有几个抓着犯人，把他们押到墙角蹲下，“安静”“信不信我给你几”的喝令叫个没完。我止不住好奇心地凑上去打量，心脏突突直，这些人长得都和黄像的。

老刑警继续问：“你不好奇我为什么提及此人？”

“这件衣服，你见过吗？”

香港老板？我脑海里一下浮现他模糊的形象，形大概和四爷差不多，但长相总归是能好看一，不怎么说，比四爷还丑可不是件容易事。我还真没见过他呢。

住院的这段日里，我除了编瞎话，看新闻，被老欺负，叫护士拿针之外，就是在犹豫要不要和杨坤打个电话。我早向医生讨要了杨坤留下的电话号码。几经辗转，日思夜想，终于下定决心要联系他一回，个谢嘛。

我苦笑着回应：“他们老板之间的事情，我怎么可能知。”

“你跟他们是什么关系？”

但我终究没有这样。我知再过一会儿，我就要收获永远的自由了。

“看清楚，真没见过，假没见过？”小跟班问我的同时，老刑警把照片收了回去。

“一个生意的老板，据说与王四有些瓜葛。”

派，脑袋瓜也机灵许多。

我和老刑警，还有小跟班三个人坐在关着门的房间里。到今天为止，我已经彻底沦落为可怜兮兮、颤抖不止的普通人了。他们每问我一句话，我就张地牙齿打颤，哆哆嗦嗦地回答。小跟班看我可怜，想给我接杯，被老刑警拦住了，大概是嫌我有病。

“黄，梁辉，这些人你认识吗？”老刑警把他们的照片摆到我的面前。

老刑警嘿嘿一笑，便不再追问此事。旁边的小跟班显得焦虑不安，似乎有话要说，却被老刑警无情地打断，他从文件夹中几张纸，平铺在我面前。

我像一个弱智一样用手指指：“认识，鼻大的这个是黄，脸瘦的这个是梁辉。”

不过我倒是觉得，他还有好些招式没有使来呢。那个狡猾的老狐狸，每天就算计着怎么把好小我关到牢房里，真是个禽兽。但是我张天龙也不是吃素的，我也每天都在盘算着他会怎么对付我。

公共电话的听筒里，无人接听的声音来回响了两遍，接着就是嘟嘟嘟嘟的断线声。我把听筒扣回了座机上，发契合的响动，这响动声连结着我的大脑装置，我整个人的记忆也因此被重启了。从此我练习的人工回忆里，杨坤的影渐渐地被抹去。他成了我横倒在路上偶遇的好人，成了送我来医院的大善人，再不是赵老板派来的间谍，或是讨好四爷的小妞。

就在他审问我的时候，不断有犯人从门外经过。他们有的垂丧气，一副已经认命了的模样。更多的是不服，大喊着：“怎么抓我不抓他！有本事要抓一块儿抓。”听得我浑冒冷汗。

“赵德昌，那是谁？”我反问。